辽沈战役蒋军一败涂地，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，恨不能马上把东北“剿总”总司令卫立煌“军法从事”，最后却只能咽下这口闷气：辽沈、淮海两战皆败，桂系趁机发难，老蒋已经顾不上处置卫立煌了。
卫立煌接替陈诚指挥东北蒋军，并没有完全消极避战，他也有自己的战略设想，但他的设想与老蒋的企图背道而驰，老蒋甚至想让杜聿明直接架空卫立煌，一场大战三易主帅，犯了兵家大忌。
据时任“国防部”第三厅（作战厅）中将厅长的郭汝瑰回忆，蒋介石和卫立煌当时分歧的焦点，就是固守待变还是主动出击，作为战役计划的制定者，郭汝瑰认为老蒋的主动出击想法并不全错，“卫总”的固守策略也有巨大漏洞，不管听谁的，蒋军都必败无疑。
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每战必败，并不完全是战略战术失误，而是民心尽失、军心涣散、高层内斗、将领违令，这都犯了兵家大忌。
我们用《孙子兵法》来逐条对照，就会发现蒋介石要为他们的东北之败负首要责任：“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，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，是谓縻军。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，则军士惑矣。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，则军士疑矣。三军既惑且疑，则诸侯之难至矣。是谓乱军引胜。”
展开剩余80%陈诚、卫立煌、杜聿明和其他兵团司令乃至军长师长也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：“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；识众寡之用者胜；上下同欲者胜；以虞待不虞者胜；将能而君不御者胜。此五者，知胜之道也。 故曰：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,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”
细看看战争解读文章的读者诸君，对《孙子兵法》自然也是了然于胸，不用笔者解读，大家也能看出当年蒋军把不该犯的战略战术错误犯了个遍。郭汝瑰总结得出结论：老蒋和卫立煌的分歧焦点就是粮食，就是卫立煌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粮食能守得住战略支撑点，老蒋则认为不主动寻找战机只靠防守，长春与沈阳、锦州都撑不了多久——不被打死，也会被饿死。
1948年7月长春被围，粮食弹药全靠空投补给，蒋军虽然有空中优势，但是要想用空投维持数万甚至十数万、数十万军队的粮弹供应，还是万万不可能的——当年除了美军，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有那样的空中运输能力。
老蒋的运输机原本就没有多少，只好雇佣民间航空公司，由“飞虎队”转型的陈纳德航空队就成了“运输承包商”，而承包商是按次数收钱的，老蒋实在付不起钱了，郭汝瑰回忆：“陈纳德索运费甚多，几乎要支出国民党全部军费的二分之一。（本文黑体字，均出自郭汝瑰《蒋介石与卫立煌的战术分歧》）”
陈纳德大发战争财，当然是希望这场仗打得越久越好，但是老蒋却撑不住了，他屡次电令长春守军突围、卫立煌派兵接应，但是郑洞国和卫立煌都拒绝服从命令：“长春回电都认为突围会被歼灭，卫立煌也不肯干，总说东北被分割为三段，在沈阳他们只有二十一个师（实有二十四个），能坚守沈阳；要出去，则兵力不足。如果与锦州兵力合在一起，还可考虑。”
长春的郑洞国不肯出来，沈阳的卫立煌也不肯打过去，最后卫立煌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：放弃锦州，退守锦西机场及葫芦岛海港，以七个师驻守，抽出七个师由葫芦岛海运营口登陆，再从承德抽调傅作义的第十三、三十五军，大家分进合击到长春外围接应郑洞国。
傅作义表面上答应调两个军过去，实际是一兵一卒都不想动。傅作义肯定是读过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的，他想出了“偷袭石家庄”的“围魏救赵”之计，让老蒋找不出理由再从他那边调兵。
老蒋好说歹说，傅作义才答应调第九十二军和已经在烟台的第三十九军去葫芦岛，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五军坚决不动。
老蒋得到傅作义的承诺，满心欢喜第飞到沈阳让卫立煌出兵，结果从卫立煌到兵团司令官、军长，没有一个肯服从命令离开沈阳防御圈，这时候双方分歧的焦点就出来了：“卫立煌还坚持他的一贯主张，说沈阳每月可造步机枪、大小口径炮若干，防御圈内农田可产高粱米若干，可以保证军食，如再坚守一年，他的军队可以转弱为强；蒋介石指出此粮食不足情况，说沈阳成为长春第二，他无力空投。”
蒋家王朝已经没有余粮，各地抢米风潮不断，即使老蒋能从老百姓口中抢到粮食，也运不到辽沈。
老蒋说自己不能给卫立煌运粮食，还真没说假话，但卫立煌却没说实话，郭汝瑰已经调查清楚了：沈阳地区刚刚遭受虫灾，高粱米的收获只有两成，不外调粮食的话，老百姓都得饿肚子，哪有余粮充军粮？
实事求是地说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富得流油，但是蒋家王朝的国库早就空了，老蒋实在拖不起了，所以他一直希望卫立煌能像模像样地打几仗，这样才好再去请求美援助。
事实证明，长春守军就是饿得受不了而投降的，后来的淮海战役，杜聿明和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，也是饿散的。
大军未动粮草先行，这个连古代末流将军都知道的常识，卫立煌不可能不知道，他之所以坚守不战，还是不想在内战中表现得太过积极——他其实比老蒋更清楚：所谓的“秋粮”根本就指望不上，今冬都过不去，就更别说支撑一年了，至于兵工厂能生产多少枪炮弹药，那得有原料和人工才行，大家连饭都吃不上了，谁给你干活？
东北“剿总”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、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在《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》（全国政协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二十辑）中回忆，长春被围之初，高粱米只几元一斤，后来竟涨到一亿元一斤，还发生了拆房屋、挖马路（取沥青作燃料）准备过冬的事情——军队拆的当然不是兵营，而是老百姓的房子，至于老百姓怎么过冬，郑洞国管不了：“我虽有命令禁止，但在那种情形下，命令等于虚文。”
当年的蒋军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，我军以农村包围城市，从根本上断绝了敌人的粮食补给，所以不管是蒋介石的急于求战，还是卫立煌的固守待变，都解决不了粮食问题。
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，看了郭汝瑰及相关将领的回忆，是否也发现了蒋军必败的真正原因？在您看来，老蒋和卫立煌的战术分歧，谁的错误更大？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扭转战局是完全没有可能的，老蒋和卫立煌、杜聿明还有什么办法，能让蒋军的损失小一点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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